好不容易要搞外汇储备多样化了，为此还专门组建了国家外汇投资公司。
那么，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应该出口低技术产品，美国应该出口高技术产品。然而，这种看似有理的说法，实则似是而非。
另外一个赞成减少出口的原因，是中国的出口产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我们出口越多，越是受其他国家的剥削。出口下降，他们就会失业。(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电子邮箱yyao＠ccer.edu.cn，南方周末) 进入 姚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评论 。这些人是最脆弱的，除了他们的劳动力，一无所有。中国的出口是否太多了？中国是不是被锁定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正受到其他国家的剥削？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发现是，中国的出口并没有遵循比较优势理论，而是具有很强的赶超特征曾几何时，出口还是中国换取外汇、引进技术和设备的重要手段，可是今天，我们却要为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发愁。
因此，美国应该生产汽车，而中国应该生产玩具。这个理论的一个推论是，一个国家应该出口更多的使用相对较为便宜的要素投入的产品。对这些理论范式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但必须加以改造和鉴别。
这就注定了发展的阶段性差距和以增长为主题的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的永恒主题，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转型也是寻求经济发展效率的必然结果。伴随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化和中国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兴起，中国经济转型分析的基本框架应该坚持转型目标明确、制度约束刚性、改革形式开放、以及阶段性推进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5]中国的经济转型正是以这样的经济使命为背景，甚至中国经济转型可以看作是实现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制度建构。转轨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证明，经济转型绝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理性设计，更重要地是来自全体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支持。
参考文献：[1] 张建君：《改革、转轨和转型——基于转型经济学的划分》，《经济学消息报》2006年10月27日[2] 参见李兴耕等主编：《当代国外经济学家论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3] S.M.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4] 参阅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5]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作者：张建君（1969-），男，甘肃靖远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把社会共同的理想认识和市场运行机制的发展趋势相结合，既不盲目迷信市场万能，又不过分依赖人类理性建构的能力，看待中国经济转型中的许多问题就能够更加中肯。
自由和公平选举属于宪法政治，钢铁工业私有化属于正常政治，激进者努力把市场经济的体制观挤进宪法政治的范围，因此，他们认为速度论、全面论和同时性这些与制度有关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转型成功的核心就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能够实现与社会制度相联系的政治合法性资源的稳定转型。但体现社会制度的一般要求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和方向。国际著名学者安德列斯•皮克尔在《跳向市场经济：从民主德国的经验评经济改革的激进战略》一文中指出：‘宪法政治与‘正常政治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关于社会秩序、社会契约及制度形式的框架，后者是关于在这一框架下受利益和其它选择支配的方向。
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受阻的重要原因就是封建制度割断了作为市场体系演进龙头的金融市场升级。从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来看，市场体系的演进是市场运行机制不断发育的主要载体，放松市场管制培育市场机制的重点应该放在这个领域。工业革命和知识经济等所标明的是大的经济发展的阶段，工业革命和知识经济内在地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研究中，往往关注于经济体制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忽略了与转型相联系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培育、特别是政权合法性的制度建设和合理转型。
虽然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在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都存在显著的差异，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则是一个无止境的发展过程。四、阶段性推进经济发展的显著规律就是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生产率、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主导产业和增长方式。
最后，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研究的一个突出主题，就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理论内涵和体制特征。E-mail:zjjism@yahoo.com.cn 进入专题： 经济转型 。
苏联的转轨道路生动地说明了这个结论，当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妄图通过人民授权的所谓现代西方政治合法性道路实现社会制度的转型时，事实上就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丧失了政治合法性，根本不具备继续领导苏联实行根本改革的可能。是一个系统全面的经济体系。无论从市场经济的理论范式、还是市场经济的真实进程来看，市场机制、国家干预、混合经济、福利社会基本上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共识。其次，要辩证看待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现实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关键词：经济转型，市场经济范式，基本框架回顾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过程，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还是西方国家开出的转轨药方华盛顿共识、渐进-制度观点、后华盛顿共识等理论观点。把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制度，还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与社会制度相互作用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在转型经济问题研究上必须首先澄清的一个理论问题。
与此相适应，市场经济在制度安排上存在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前者涉及市场和国家的界限、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以及社会制度。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既有工业化革命领先的技术机遇，也与其长期国际殖民贸易掠夺的历史有关，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全球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普遍的繁荣和富裕，世界富国仍然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历史地看待中国经济转型的成绩和不足，有助于坚持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自主精神的发挥。
因此，才有叶利钦振臂一呼，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在落后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上，因为列强侵略又出现了现代化进程的中断。
人口在1794年即已达到约3.13亿，占世界9亿人口的1／3，是世界上名副其实最富的国家[4]。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指出：增长是经济渐进地、有效率地吸收新技术的结果。
[2]可以说，皮克尔所提出的转型经济中正常政治基本上属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宪法政治则属于社会制度创新的问题。其中西方经济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就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而言，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大思潮，前者的经典代表就是新、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后者的现代代表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果把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制度，那就真正是激进道路和渐进转型殊途同归了。三、改革形式开放市场经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从简单商品经济和初级市场的培育，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达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市场经济 运行机制内生力量自发演进和社会制度因素的束缚与规范相辅相成，不但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经济进步，也加速了市场经济理论范式的成熟和繁荣。
但如果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与社会制度相互作用的资源配置方式，那中国经济转型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创造性发展过程。皮克尔还较早提出了改革合法性问题，认为激进战略的成功有赖于政府实行根本改革的合法性。
这在经济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个目标模式的确立，首先就要破除西方经济学理论所代表的市场经济范式教条。基于政权获得合法性的证明和政权保持，叶利钦经济改革的最优选择就是坚定不移地走激进改革的道路。
离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明确的转型目标，中国的经济转型就必然陷入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人们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认识基本上建立在三大理论基础之上。
没有政治合法性资源的稳定转型，就谈不上经济转型的成功，而政治合法性资源的稳定转型主要源自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制度刚性不断增强。合法性问题的中国语境就是天下，天下人的天下，或如孙中山先生指出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实现现代社会主义制度在市场机制、国家干预、混合经济和福利社会制度建构上的有机统一。而且要始终坚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中国经济转型分析的基本框架。
摘要：中国经济转型分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指导，要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所代表的市场经济范式教条。但中国经济转型的一条成功经验或者说伴随中国经济转型不断强化的制度约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社会契约及制度形式的框架，即宪法政治。
这个基本框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经济转型虽然基本架构起了市场运行机制，但市场运行机制的演进是不断和自发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方面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采取开放的改革形式和大胆创新。
与苏联、东欧转轨国家把市场经济作为转型目标的显著区别，就是中国的经济转型在阶段性发展和探索的基础上确立了明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目标。根据市场机制的运行特点，相机抉择地安排好经济体制因素是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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